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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才分层奠定职教普教,资源配置决定民办定位职教主要包括职业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后者赛道更多元。职业教育是指对受教育者实施可从事某 种职业或生产劳动所必需的职业知识、技能和职业道德的教育,其中职业学历教育分为初、中、高 等职业学校教育;职业培训为非学历性,旨在培养和提高劳动者从事各种职业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 目前市场上职业培训类别主要包括公务员考试培训、事业单位招录培训、教师招录考试培训、金融 会计培训、IT 专业培训等。 1.1 高考奠定人才分层基础,职普分流匹配产业需求 高考实现人群的自然的筛选和分层,形成普教和职教自然的区分。陕西、广东、山东和辽宁等高考 大省的一分一段分布占比均呈现正态分布,说明高考的筛选制度有效地将学生按照学术水平高低 进行分层,实现高等教育的因材施教、确保教育资源的有效分配。而中游学生居多导致有限的本科 院校资源供不应求,部分学生的教育需求必将由职业教育承接。高考制度的高效分层,有效降低劳 动力市场匹配成本,在人才到产业的嫁接中具有重要意义。 教育分流可避免过度教育,降低社会资源的耗散。社会分工中高端人才和低端劳动力的需求并存, 崇尚学历的大背景下,就业者的实际教育程度超过职业对应的标准教育程度便是过度教育,将导致 收入惩罚且拖累行业发展。李晓光《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过度教育》的研究发现高考录取率对 过度教育的影响呈现 “U”型关系, 当高考录取率在一定界限内上升时, 有助于提升劳动力市场 中的教育匹配状况; 但是超过一定界限以后,个体发生过度教育的概率随高考录取率升高而增加。 职普分类发展,职教占比有提升空间。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明确:国家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 展水平和教育普及程度,在义务教育后的不同阶段实施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分类发展,优化教育结 构,科学配置教育资源。以 2019 届学生的升学路径为例,2016 年 1423.9 万初中毕业生中 802.9 万人(56%)分流至普通高中而 536.5 万人(38%)进入职业教育体系学习,3 年后的 2019 年 1282.7 万人从中等学历教育毕业,431 万(34%)进入大学本科,484 万人(38%)分流至职教。 64.3%完成义务教育后进入高等教育体系学习,且 2019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51.6%,职教有提升 空间。 大专就业薪酬虽不及本科,但就业率有保障。就业率方面,高职自 2015 届起就业率稳步上升,5 年来高职毕业生毕业半年后就业率均在 90%以 上,其中 2017 届高职毕业生就业率首次超过本科,达到 92.1%,较本科高 0.5pct。 1.2 公办间财政投入不均衡,差异化资源配置决定民办定位 本科阶段教育经费向头部集聚,排名前 100 的高校财政拨款占总高教经费超 10%。武书连排名前 100 学校 2016 至 2020 年高校财政收入拨款的情况,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合计数可看作国家对头 部 100 所高校拨款金额的下限,2016 至 2019 年其占全国教育经费投入(高等教育)保持 11%- 13%,均超 10%。每年至少 10%的高教经费向前 100 的头部高校倾斜,本科阶段存在显著的财政 经费不均衡。 中职、高职经费同样存在分配不均衡的问题。 中职方面:没有国家标准,差异化拨款为大方向。《关于建立完善中等职业学校生均拨款制 度的指导意见》提出“在体现公平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分类支持,对不同地区、不同专业、不 同规模、不同效益的中职学校实行差异化拨款,促进办学水平整体提高和持续发展。”在国 家层面生均经费标准的空白之下,地域发展存在差异,资源向头部集中。 高职方面:生均投入上,公办的财政投入两极分化。在 2017 年各地高职院校年生均财政拨款 水平应当不低于 12000 元的要求下,据高职发展智库的统计,2018 年全国 74.5%的高职院 校达标,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些高职院校生均拨款水平已超过 20000 元。除去办学存在特殊性 的体育、公安职业学院的异常值后,头部高职年生均财政拨款超过 10 万元,整体 910 所公 办的中位数为 1.35 万,部分尾部高职院校甚至不足 3000 元。 高职的总财政投入上,区域差异性和头部集中性明显。2020 年已公布预算的 456 所公办高职院校 财政拨款中北京的中位数最高,地域间存在较大差异。东部沿海地区双高院校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 头部优质公办投入极大,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总额常年为首位,前 100 所学校的财政拨款收入之 和占总计 456 所高职院校合计的 46%,前 200 所则占比 70%。 双高院校内部再次分层,决定了不同支持力度,资金资源向头部集中。2021 年财政部、教育部下 达的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资金预算中明确优化教育支出结构,新增教育经费要向职业教育 倾斜,对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建设单位,中央财政分类分档予以奖补支持。从 2019 和 2020 年各院校的年度财政拨款预算可看出,对深圳和北京院校有一定倾斜,C 档与 A 档 的高水平学校存在差距。我们统计到的 29 所“双高计划”学校年度财政拨款预算约占当年全国普 通高职高专教育经费总投入的 3%。 我们认为,公办间资源配置的不均衡性是民办学校的重要前提,民办教育补充不同层级和细分生 源教育供给的空白。教育本身一方面具有公共属性,另一方面教育资源的分配对国家发展也会产生 影响。因此在资源的取舍上,头部生源会天然享有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对于尾部生源,教育资源 更重要的在于维护公平性和政策兜底,这种资源配置的取舍奠定了民办学校发展的基础,即通过市 场化的收费以及适配的精细化服务,针对中腰部生源提供更高教学质量的产品。进一步来讲学费的 空间和投入产出的效率是民办底层竞争力,多元化的资本来源保证前期投入的自主性,全国各地 区的高等教育学费限制逐步放开,再叠加民办天然的师资管理和设施管理的高效率,形成高价高 质的生均投入。 2. 承接人才与企业,民办属性具有天然优势职业教育将企业用人需求和学生劳动力供给匹配,具有中介性,体现在“筛选+渠道+市场化机制” 三大属性。职业教育以产业与教育链接的整合需求为其生存发展的社会价值,匹配职业就业需求和 教育供给。学历教育的中介作用主要体现在文凭筛选、文化课+职业技能教学和校企合作渠道,而 职业培训的中介作用主要为职业资格认证筛选、实操技能提升和提供校企合作渠道。 2.1 品牌性:生源筛选能力不同,决定职教品牌性差异 职教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都具有能力的信号作用。学历教育以克服岗位进入门槛、一次就业为 目的。职业培训决定工作后的转岗,实现二次就业,职业资格证书同样具有信号作用。证书机制的 存在,对于降低劳动力市场上的信息不全面、不对称具有重要作用。 筛选自主性上,学历教育被动,职业培训主动。学历教育方面,中、高考志愿填报的劣后性导致职 业学校通常无法掌握筛选学生的主动权、只能被动接受,致使中腰部学校的产出结果不及预期,无 法凭借尖子生、特优生铸造口碑。职业培训方面,培训机构的各类班型可决定学生的分层,以传智 教育为例,跨专业、零基础的学生通过基础班考试后才可以进入就业班、高手班,其中就业班内还 区分不同阶段,从理论框架到实操项目全覆盖,递进的难度和考核进一步确保宽进严出以保证教学 质量口碑。 中职招生侧面反映这一被动性所带来的困境,历史上中职招生受人口影响大(被动分流+主动回避), 高等教育则持续扩招。2003 至 2010 年间小学适龄人口数下降,传导至 9 年后初中毕业生数也相 应减少,在普通高中招生规模稳定的情况下,渗透率从 41.2%稳步上升至 2019 级的 52.6%,而中 职招生数受到挤压,渗透率稳定在 30%-32%的较低水平,2019 级小幅上升、达到 34.4%。高职专 科招生数则长期低于本科,受 2019 至 2021 年间 3 年扩招 300 万高职学生的计划影响出现提升。 职业培训以产品主动筛选,确保因材施教。以传智教育的 JavaEE 课程为例,形成了基础班和高手 班的分层课程,针对不同学生进行针对性培训。课程设计上循序渐进,在课程节点进行考试测评, 通过后方可进入下阶段的学习。从生源到结果,公司通过产品设计,确保教学质量和毕业学生的良 好口碑。 职业培训的主动筛选能力和产品的把关能力,保证了职业培训机构具有较强的品牌性,形成了中 公、传智教育等职业教育品牌。而学历体系筛选能力显著弱于职业培训产品,产业链条的竞争力更 多体现在下面提到的渠道整合的能力。 2.2 渠道整合:民办渠道赋能,具备产教融合优势 学校本身具有专业化人群的聚集能力,民办同样具备。学校首先承担了最基本的渠道功能,民办职 教实现了特定专业和年龄的劳动力资源的聚集,具有专业特色的学校对用人单位更有吸引力,学校 通过就业中心,招聘会等形式,提高了用人单位的招聘效率,降低企业招聘的匹配成本。民办学校 更深层次的价值在于产业资源与学生的对接,即产教融合能力。 政策引导下,校企合作机制逐渐完善、产学融合程度加深。近年的政策分别提出了“订单”培训、 工学结合、推进“校企合一”、现代学徒制、“1+X”证书的试点,合作机制丰富,校企联系更紧 密。2020 年 9 月和 2021 年 5 月分别公布了第一、二批 150 和 149 个拟入围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 (联盟)培育单位名单。2021 年的民促法和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进一步鼓励公办学校吸引企 业的资本参与职教。 产育协同链接学校与实业企业,企业投入力度灵活,参与积极性大,部分企业项目超 600 项。产 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旨在通过政府搭台、企业支持、高校对接、共建共享,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 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其共有 6 种实现路径,对企业投入的要求从 2 万元/项 到 20 万元/项以上不等,4 年间学校参与数量从 2016 第一批次的 316 所增长至 2019 第二批次的 894 所,参与企业从 35 家增至 293 家,产业龙头达内(699 个项目,下同)、东软(671)、华 为(354)等均积极立项参与,深入与学校的合作。 产育协同项目数最多的 20 家公司多数均与 IT 相关,IT 为当下产教融合的主流和重心。IT 注重实 操性,需要深度参与企业项目以提升技能,因此对产育协同的需求更大。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共 计 8 批次中,达内和东软教育集团的项目数达到 699 和 671 项,位于前列,华为、百度和腾讯分 别为 354、301 和 291 项。参与和投入较多的企业主要来自 IT 职业技能培训、IT 教育和 IT 实业。 此外,综合性培训业务的中公教育项目数达到 198,项目多数与 IT 行业相关。 产教融合能力源于产业背景积淀。可以看到在东软教育学历体系与集团形成强有力的协同。从产 育协同的数目来看,东软三所学校产育协同人才培养的学院合计有 315 个项目,项目数量显著高 于行业平均水平,合作模式多样。从产品设计上,依托东软雄厚的产业优势与学历教育丰厚的办学 积淀,实现产品输出的标准化,以专业共建与产业学院等多种形式,进一步实现了教学能力的输出。 综上,在渠道价值上,学历教育作为产业人才供给的渠道,具有最基础的生源聚集价值,降低企业 用工招聘的搜寻成本。而民办职教更深层次的优势,一方面在竞争激励和主动性上寻求产业合作, 同时合作机制也更加灵活,另一方面集团的产业资源对教学能力提升也会更加显著,渠道价值发 挥空间更大。 2.3 教学能力:市场化机制下,灵活性优势实现高效优质 市场化激励和监督支撑民办职教发展,面对价格和招生限制,报到率达到公办平均水平(以广东河 南为例)。公办院校在办学的投入、师资、招生等方面的政策倾斜较多,管理模式强调计划性,灵 活性较差。但是产业变化迅速,对高等院校培养人才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民 营高校资金灵活、管理高效,对热门专业的转化快速明显,基础建设、师资引进、教学管理等自主 经营。进一步来说,上市民办职教学校需要面对财务投资人的监督,减少了原有股东的内部寻租, 学校财务不透明,内部关联交易、资金占用多等诸多问题,在公开审计和市场化定价的基础上,市 场化监督保证民办办学的合法合规。虽然民办院校在经营管理日趋体系化,但是依然受到价格和招 生规模的限制,价格管制放松前竞争优势无法完全兑现,但是报到率已经达到了公办的平均水平。 部分民办投入不输公办,学费提升打开服务空间。我们先不讨论效率,首先从生均投入上来观察民 办学校的投入能力。公办投入能力取决于财政拨款和事业性收入(剔除生均补助),民办则主要来 自于学费。我们尝试以广东地区来对全国情况进行参照,可以看到广东部分民办学校的投入能力是 强于尾部公办学校。进一步来讲,全国各地区都逐步放开了民办院校的收费能力,通过中外合作的 高价班型进一步提升服务能力。 对比薪酬占比和设备投入规模,民办经营效率更高。结合广东地区公布的数据,对比公办和民办学 校职工薪酬占比,可以发现民办薪酬成本管控能力更强,人力成本占比控制在 30%-40%,整体低 于公办学校 50%以上的人力成本。可以看到生均投入受限情况下,通过更高效率的经营控制—— 师资和设备的投入,实现了不亚于公办学校的报到率。 我们认为广东地区的数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上述两个对比可以看出,民办定价和成本管理自 主性越强,结合内部管理追求效率,民办职教的差异化能力将越发突出。同时民办学校在短期可以 快速实现规模化的资本投入,在职业本科升格的过程中,公办体系难以打破原有有限的财政分配 体系,民办学校升本的能力更强。 “空小散弱”被清退,民办占据职本新设主流。各省教育厅对职校的办学要求进一步提高,不合资 质的小机构将退出行业,市场份额将向龙头的优质公办(如双高院校)和市场化机制打磨下教学能 力强的民办集中。2015 年到 2019 年,我国中职学校减少 1124 所,其中民办仅减少 240 所,公 办淘汰数量更多。首批本科职业院校共 15 所,全部为民办,截止 2021 年 6 月底,本科职业院校 已达 39 所,其中民办 22 所,民办投入能力的灵活性是公办升本较少的核心原因。 职业培训方面,教学能力市场化机制使改造学生的投入有保障。培训机构的轻资产租赁模式下,主 要成本投入为教师薪酬,学费定价会显著高于学历教育,IT 学习普遍价格在 2-4w/单课程。因此学 费形成对教师的良好激励机制、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市场化机制下,供给端的教学质量和培训效 果决定了需求端的选择和学费的定价。以传智教育为例,JavaEE 用 16 级标准筛选专职课研团队, 且教学老师录取率低于 3%,从源头严控师资及授课质量。教学能力市场化机制保证高质量师资, 使改造学生的结果产出有保障。 综上,我们所讨论的教育产品竞争力是一以贯之的,品牌性最基本的来自于对学生的筛选能力,能 否实现学生教学效果的兑现,来自渠道赋能和教学管理,民办职教在产业资源和教学能力都较公 办有差异化的竞争力。因此,从中长期的底层逻辑来探讨,民办职教体系差异化价值根基稳固。 3. 行业格局:学历职教空间集中,职业培训市场分散3.1 学历职教:一次就业空间可测,职教招生规模扩大 民办中职招生规模较大,具有重要地位。中职方面,自 2013 年起,民办中职的招生规模和占中职 总招生数的比例均有提升,从 73.2 万(10.8%)增长至 90.0 万人(15.0%)。高职方面,2013 年 起民办招生数和占比分别稳定在 80 万人和 23%上下,2019 年受扩招政策影响,招生数创新高、 达到 108.8 万人,占高职总招生数的 22.5%。 短期内职业教育招生规模持续扩大,受二胎政策影响,预计中职招生峰值将在 2029 年出现。我们 预计 2021 年中职招生 621.6 万人,且维持上升趋势直至 2029 年达到峰值 844.4 万人,8 年 CAGR3.9%。其后招生规模开始下降,至 2034 年达 754.2 万人,主要因为二胎红利消退、出生人 口降低。高教方面,预计 2021 年高职和本科分别招生 526.5 和 436.3 万人,至 2025 年分别增长 至 534.3 和 445.1 万人,4 年 CAGR 分别为 0.4%和 0.5%。2030 年高职和本科招生数分别达到657.3 和 456.4 万人,2025-2030 年的 5 年 CAGR 为 4.2%和 0.5%,增长动力主要来自职教升学 路径打通,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持续提升。 长期而言,学校学额供给超过学生需求,教学质量差的院校将被淘汰,职业学历教育向优质发展, 化“人口红利”为“人才红利”。中国低 生育水平所导致的受教育人口规模变动逐渐传递到中职学历教育的受教育规模,假设可实现“职普 比大体相同”,则中职报名人数将在长期下降至 500 万人以下,本可容纳 600+万人招生规模的中职院校将出现“产能过剩”,生源将向优质院校聚集。高职招生数则降至约 400 万人,同样面对 “质量为上”的办学转型。 3.2 职业培训:满足二次就业和能力提升,空间相对分散 学历升学为主赛道,职业培训空间具有分散性。学历教育所获得的文凭为刚性需求,是人群求学和 能力提升的主要渠道,实现一次就业。职业教育主要满足学历获取后的就业切换和现在职位的技能 提升,因此需求的品类更多样,需求也更加分散。因此从空间可测性的角度来看,职业培训空间缺 乏明确的行业锚定。 IT、烹饪和汽修为三大主流技能培训,培训内容可标准化、产出可验证性。岗位自身性质上,实践 性强、理论型弱的岗位看重就业者完成具体工作任务的能力,较少关注其对专业理论的掌握程度。 培训结果上,工作任务的成果产出可被相应的岗位标准客观评价,因此可及时得到验证,比如反映 在处理能力、效率的提升等方面。培训内容上,标准化结果导向决定了同一细分赛道中培训内容设 计存在一定同质性、可规模化复制。 一次学历就业仍是劳动力市场主流供给,二次就业空间难以准确测算。以 IT 行业为例,2013 至 2020 年我国 IT 从业人数从 470 万人增长至 705 万人,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6%。相关专业毕业生方 面,专科电子信息大类毕业生 40.9 万,本科按照比例测算 45.8 万,由此测算总毕业生数在 2019 年达到 86.7 万人,数量上占从业人员总规模超 10%,可满足每年新增用人需求。 综上所述,学历职教在赛道空间更为清晰,中短期增长可测性高,确定性高,长期来看公办和民办 形成优胜劣汰,优质民办学校竞争力强。由于二次赛道为需求的进一步切分,需求分散,参培率难 以把握,赛道细分多且难以聚焦,空间可测性低,品牌性多元化机构有望依托“性价比”在各条赛 道上挖掘市场份额。 4. 政策作为核心外生变量,发展职教为大方向4.1 民促法和职教法明确职教地位,社会力量地位浓重 职业教育重技能实操,普通教育重理论思维,分属不同教育类型、同等重要。职业教育法(修订草 案)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在 人才开发的目标、培养重点和学习内容等各方面具有差异性,共同服务于整个教育体系,确保因材 施教和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 国家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平等参与职业教育的大方向明确。国家在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和民促 法中均鼓励企业以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依法单独或者联合举办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地方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予以支持,且对非营利性民办的扶持措施更大。多层次、多类型、多元化的办学 将推动职业教育健康发展。 4.2 职教 20 条加速政策落地,多举措共建产业需求 “职教 20 条”多项举措计划实施,提升职业教育质量。2019 年 2 月 13 日,国务院正式印发《国 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简称“职教 20 条”),在校企合作、学历间、学历与非学历间的需 求整合三方面对政策落地的方向给出指引,其中几项重点政策如下: 建成覆盖大部分行业领域、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中国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到 2022 年,建设 50 所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 150 个骨干专业(群)。 构建职业教育国家标准,启动 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实现学习成果的认定、累积和转化。 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双元”育人,多措并举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 新国情决定职教地位,职教 20 条在学历和培训两方面并重。传统产业由劳动密集型逐渐向技术密 集型的结构调整、新工业化发展对生产技术型与技能型人员的需求和“扶贫攻坚”的定位三方面决 定职业教育的重要地位。学历教育方面,“职教 20 条”多次提出以“三教”改革为核心,即“谁 来教”(教师)、“教什么”(教材)和“怎样教”(教学方法)。职业培训方面,其要求学校要 积极联合地方政府和行业企业不断拓宽职业培训领域,积极开拓多种培训形式和服务、面向各类人 群开展培训,提升培训针对性、探索“互联网+培训”模式。 4.3 职教本科有重要意义,民办高职升格机会大 职教本科享有与普教有平等的升学、就业、职业发展机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草 案)》第四十四条特别强调,职业学校学生在升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 享有平等机会。2019 年“职教 20 条”发布明确提出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并将应用型本科 院校、职业本科院校以及普通本科院校应用技术类型专业培养的人才都作为高层次应用型人才。此 外,根据中公教育统计的 2021 年国家公务员岗位学历要求,多数要求本科及以上且学历越高,可 选的岗位越多。过去中职的升学途径较多,而高职则存在“学历天花板”,现在新兴的职教本科可 去除该障碍。 应用型本科实现现有本科内部转型,各地逐步进入试点阶段。2015 年三部委发布《关于引导部分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后续各地区都进行了积极试点,并给予在招生、财 政等方面的积极政策。以山东为例,2019 年、2020 年,将本科计划增量 8500 人全部用于支持具 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通过专升本,春季高考等形式扩大招生路径。 职业本科重高质量,办学条件较专科和本科学院更高,主要体现在师资质量和生均投入上。对专任 教师的要求方面,研究生学位专任教师比例在专科、普通本科学院和职业本科分别至少为 15%、 30%和 50%递增,职业本科进一步要求至少 15%为博士学历。生均投入方面,专科、普通本科学 院和职业本科的专业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分别为 4000、5000 和 10000 元。两方面的高转设 条件提高了进入门槛,体现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坚持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定位和教育部坚持 试点先行,按照更高标准、严格规范程序,积极稳慎推进的态度。 职业本科试点仍处于探索期,有合并转设和内生转化 2 种途径。2014 年曾经尝试过新建地方本科 院校向职业教育转型,但这一“外生性”举措推行了五年,执行路径不清晰导致效果不佳,只能换 成职业教育体系 “内生性”完善的方式——在职业院校内部创办职业本科教育,即主要通过合并 和内生转化是职业本科大学的建设。根据教育部的公示,截止 2021 年 6 月底,已经正式更名为职 业大学或职业技术大学的院校有 39 所,其中 16 所合并转设、23 所内生转化。 合并转设路径上,一度为主流,但矛盾显现导致目前受阻,且对民办不利。2020 年 5 月,教育部 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独立学院转设工作的实施方案》提出合并转设并加速落地,合并转设后的学校 名称一般为“职业大学”或“职业技术大学”,类型上属于职业教育,层次上属于本科教育。但矮 化职教的社会风气导致独立学院被认为降格,学历将贬值从而对就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导致浙江、 江苏和山东省已经暂停合并转设。需要强调的,校中校(即原本就是公办的独立学院)和高职院合 并转设暂停,其余有土地校舍的独立学院转设并无影响。而从已经完成转设的学院来看,民办联合公办合并转设的职业本科性质均为公办,无法保留原有的民办办学。从这一点来看,合并转设也不 利于民办办学。 内生转化路径上,2020 年起逐步推行优质高职升格为职教本科,学历含金量提升。2019 年教育部 公布首批 15 所职业本科试点学校并在 2020 年 10 月《职业教育提质培优三年行动计划》中要求健 全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现代职教体系,特别是把开展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试点作为其中的重要环 节。其后,东莞、汕尾、烟台、德州、漳州和石家庄等地相继将重点支持一批职业院校升格为本科 院校,以实现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促进职业教育融合发展、加快发展高等教育的目标。各市人 民政府将其纳入远景目标纲要,体现了政策的高度重视。 民办高职升格后,量价齐升的有利影响明显,招生计划数增长明显,且本科学费显著高于专科。以 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民办)升格前后的招生数和学费对比为例,其升格为本科前 2019 年 的全国专科招生计划数为 2785 人,学费为 1.1 至 1.2 万元/年。2020 年升格为职业本科后,专科 招生 2800 人,学费 1.1-1.7 万元/年,而本科并未挤占原专科招生计划数,新增 1500 人的学额, 且学费在 2.5 至 2.8 万间,显著高于专科。2021 年本科招生数增加 200 人至 1700 人,多数专业 的学费增至 2.8 万元,专科招生数则稳定在 2800 人,学费 1.3-1.7 万元。 4.4 职业培训:同被政策重视,多种发展措施并举 政策始终坚持职业培训与学历教育并重,与促进就业紧密相关,逐步增加年培训人次要求。2002 年起国家坚持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并重,并针对培训人次制定定量指标,体现我国不断加大实施力 度、普及职业培训。近年要求 2019 年培训 1500 万人次以上,2020 和 2021 年合计培训 3500 万 人次以上。2021 年人社部将发放 1000 万张职业培训券,以进一步帮助、鼓励劳动者提升职业技 能。 职业培训的发展举措主要包括:学分银行、1+X 证书。 学分银行衔接技能培训与学历教育,处于以各地政府主导推进的初级阶段。学分银行借鉴银 行的管理理念,将学分当作可以存储、兑换、信贷的工具,主要功能包括学分认定、积累和 转换。通过允许部分职业培训证书可转换为学历教育学分,学习者可在高校继续学习,获得 学历证书,打破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之间的壁垒。参培者可弥补原来文凭上的劣势,且工 学交替、灵活性大。目前学分银行已经在上海、浙江、北京等多地推广,有利于社形成终身 学习的习惯,现以开放大学为承办主体,未来存在引入多种社会力量参与的可能性。 启动 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社会力量参与度高。1+X 证书试点工作既要求高职院校将专业 知识教学与职业技能培训有机融合,也推动企业建立完善的人才评估体系,对相关人才进行 职业技能考核鉴定。2019 年 6 月 17 日,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公布了首批 1+X 证书制度试点院校名单。目前,社会力量参与度高,如华为、深信服等公司的证书均已经获批。 以深信服为例,其在教育部第四批审核通过的 3 个证书可实现一考三证(考出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后附带技术认证、公司渠道等同能力认证两证),其中高级证书对接初级技术认证,含 金量更高。 综上,可以看到职业教育法的逐步落地,将为整个行业奠定规范化发展的基础,职业本科的加速建设将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催化剂,上市民办职教依托自身品牌、渠道和教学能力优势,打破原有职教偏见,估值整体有望在民促法后进一步得到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