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迟来的“黄金时代”

在中国的教育版图中，职业教育占有很大的比重，但一直都发展得不温不火，关注度远不及 K12 教育和高等教育，甚至被视为普通教育的「附属品」。

2021 年 6 月，《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草案中提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明确了职业教育的法律地位。结合近几年国家陆续打出的政策「组合拳」，职业教育的 「黄金时代」终于要来了吗？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官方定义，职业教育由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两部分组成。职业学校教育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类型，分为中等、高等职业学校教育。职业培训则包括就业前培训、学徒培训、在职培训、再就业培训、创业培训及其他职业性培训。

自 1996 年《职业教育法》颁布施行以来，中国已经建立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但种种时代背景之下，职业教育仍面临着诸多困境和挑战。

首先，在职业教育的体系建设上，政府虽然投入了大量资金，但各个地区发展不平衡、办学条件参差不齐，教师、教材、教法体系建立还不完善。

再者，随着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加快，我国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更加旺盛。但蓬勃发展的新技术、新业态、新平台背后，所蕴含的对产业应用型人才的巨大需求无法被满足。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市场供需结构性矛盾突出，全国技能劳动者有 2 亿多人，仅占就业人口总量的 26% ，而其中的高技能人才仅 5000 余万人。

此外，高校毕业生数量持续增长，2021 届高校毕业生规模 909 万人再创新高，「学用脱节」导致大学生就业压力日益增大。同时，传统劳动力市场又面临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冲击。一言以蔽之，职业教育仍是我国教育领域的短板。

近年来，为缓解市场就业压力、实现高质量就业、顺应终身学习的潮流，职业教育被寄予厚望，国家更陆续打出职业教育政策「组合拳」：2019 年，国务院出台《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职教 20 条」）；近期《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政策和法律层面的支持；针对职业教育的细分领域，职教高考制度、「1+X」证书、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支持举措也陆续出台。

政策东风之下，职业教育会迎来何种变化？

作为一种教育类型，学历职业教育本应该形成自身纵向贯通的体系，为学生打通升学发展的通道，但社会上普遍对职业院校抱有「低人一等」的偏见。

而今，《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郑重声明，「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且为落实类型教育的定位，《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以「职业高等学校」替代原来「高等职业学校」的概念，对应于普通高等学校，包括专科、本科层次。这意味着职业高等教育未来将与普通高等教育「平起平坐」， 和普通高校一样可以培养自己的本科生甚至研究生。

此外，今年 5 月公布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也明显增加了多条关于职业教育的利好政策，如「实施职业教育的公办学校可以吸引企业的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举办或者参与举办实施职业教育的营利性民办学校」，「国家鼓励企业以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依法举办或者参与举办实施职业教育的民办学校」，对实施国家认可的教育考试、职业资格考试和职业技能等级考试等考试的机构，此前《送审稿》中规定「不得举办与其所实施的考试相关的民办学校」，在此次民促法新条例中则变更为「举办或者参与举办与其所实施的考试相关的民办学校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但要真正巩固学历职业教育的地位，学校、专业、教师、生源缺一不可。「职教 20 条」明确提出，要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启动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双高计划」），从院校和专业层面对职业教育进行了一波升级。师资保障层面，根据《深化新时代职业教育「双师型」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职业院校和应用型本科高校对专业教师的要求越来越高，要求任职老师起码要具备 3 年以上行业企业工作经历。

其实，自 2019 年以来，全国已经批准建立 27 所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这些学校主要由高职学校升格或是与独立学院合并转设而来，在培养模式、专业建设、课程结构、教师队伍结构等方面都有别于普通本科。根据《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试行）》，本科层次职业学校的办学条件包括师生比不低于 1:18、「双师型教师」不低于 50%、2 个及以上校企合作项目等，标准可谓不低。这些学校的录取分数线大都略高于本地本科二批分数线，对于提升生源质量、带动整体就业层次均有着积极意义。

而中高职扩招、中考分流、职教高考则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职业教育生源的困境。自 1977 年恢复高考以来，每年 6 月的高考俨然成为我国最权威的人才选拔途径。为打破高考「独木桥」，构建人才选拔的「立交桥」，「文化素质+职业技能」模式的职教高考制度应运而生。今年 1 月，教育部与山东省政府出台《关于整省推进提质培优建设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的意见》，提出到 2022 年，「春季高考」将全面升级为「职教高考」，本科招生计划预计将由现在的 1 万人增加到 7 万人左右。值得一提的，山东省职教高考报名对象为中职应届毕业生和社会人员，不允许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参加，中职生的竞争压力将会大幅降低，升学渠道一进畅通。

如今高等教育已经由精英教育演变到普及教育阶段，为了不让高等职业教育成为生源兜底者，今年 4 月 6 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做好 2021 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提出「保持高中阶段教育职普比大体相当」，职普比较低的地区要提高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比例，对九年制义务教育之后的「分流」做出硬性规定。现在各地初三复读政策已经收紧，中考失利的初中生不再允许在公立学校复读，提前一个阶段抑制普通高等教育规模「超载」。

为了提升竞争力和吸引力，职业教育既要有独立于普通教育的办学模式，也需要打通与其他类型教育之间的渠道。

在职普培养模式上，目前很多高职院校已经开始试水「高职本科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常见的有「3+2」（三年高职+两年本科）模式和「3+4」（三年高职+四年本科）模式。吉林、江苏、贵州等省份已经开始试点运行「3+3」模式，即学生在完成试点学校三年中专教育的基础上，通过校内转段升学考试进入高校接受全日制高职教育，毕业后发放普通高等教育毕业文凭。河南省也将支持专科高等职业学校与应用型本科高校、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开展「3+2」对口贯通培养试点。

在职普待遇平等问题上，《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明确提出，推动各地落实职业学校毕业生在落户、就业、参加机关事业单位招聘、职称评审、职级晋升等方面与普通高校毕业生享受同等待遇。不过，按照目前学历文凭在就业市场越来越「内卷」的趋势，能否在上述各个方面实现待遇平等仍需要画上一个问号。

职业教育外部依赖性高，需要主动与社会、行业、企业实现跨界融合，但目前职业学校与企业的合作协同度还不够，常常是职业学校「一头热」，企业和行业协会参与积极性不高，课程缺乏灵活性和前沿性，「产教分离」现象较为明显。要实现职业教育现代化，职业院校必须了解企业需求，提升产教融合转化率，否则培养出来的人才就是「无源之水」。

近几年，「产教融合」在国家政策中被反复提及。2017 年底，首次从国务院层面出台深化产教融合文件，「职教 20 条」、修订草案也均包含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支持社会力量举办职业学校等相关内容。2019 年《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提出，5 年试点布局 50 个左右产教融合型城市，在全国建设培育 1 万家以上的产教融合型企业。今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对认证产教融合型企业给予「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的组合式激励。截至 2020 年，全国已经培育了 800 多家产教融合型企业，成立 1500 个职业教育集团，3 万多家企业参与职业教育。

在职业教育持久的利好政策推动下，加之市场对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需求不断攀升，应用型大学、「双高」计划、本科层次职业学校也在加快建设，产教融合市场空间巨大，赛道逐渐拥挤。随着产教融合的模式逐渐发展为企业与全产业链的合作，最具竞争力的职教公司往往也是一站式的生态型公司。一些职教服务机构尝试以 SaaS 模式实现教学内容的交付和更新，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慧科集团在 2019 年完成 D 轮融资，估值超过 70 亿元人民币，跻身产教融合「独角兽」行列，目前已经打造出涵盖 1500+ 所合作高校、300+ 家行业企业、3000+ 名产教师资、10+ 个专业体系的产教融合大生态；深耕职业教育领域十年的千锋教育，推出「联合产业、携手高校、协同育人」的产业学院模式，根据企业需求、整合产业资源、定制对应课程以及高质量的完成教学实施；去年年初，天坤教育宣布完成数千万元人民币的 A 轮战略投资，其主要通过产教融合整体解决方案帮助职业院校提升办学水平，为大型企业提供技能型人才定制化培养和结构化供应。

据弗若斯特沙利文的预测，2017 - 2022 年我国职业教育市场将维持 6.7% 增速，行业规模持续扩大，2022 年预测突破 1 万亿，其中非学历职业教育市场规模超过 4000 亿，职业技能教育市场规模预计在 2021 年达到 1719 亿元。

作为一个千亿市场，职业技能教育又面对着政策和财政的双重刺激。早在《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就提出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从失业保险基金结余中拿出 1000 亿元，用于 1500 万人次以上的职工技能提升和转岗转业培训。近几年，各省市陆续出台职工技能提升补贴奖励政策，在职员工通过考取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享受政府发放的培训补贴，部分地区对技能人才在落户、购房上还会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

但反观当下，职业院校、公共实训机构的职业培训供给不足。相应地，便需要职业培训机构和企业等社会力量补充，终身教育职业培训潜力巨大。

一一分说。首先，一边是居高不下的就业竞争和「逃离北上广」的一线生活压力，一边是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为了稳定就业抛出的扩招橄榄枝，公考、法考、教资考试等培训十分火热。此外，新业态、新消费场景下涌现了一大批新职业新工种，比如电子竞技员、在线学习服务师、调饮师、碳排放管理员……2019 年以来，国家已经公布了四批共 56 个新职业，给未来的职业教育培训发展提供了新方向。除了证书培训以外，兴趣、生活相关的职业教育培训，如咖啡师、健康管理师等培训需求持续扩大，为职业培训带来了新的增长空间。

同时，凭借成本低、碎片化、不受时空限制等优势，在线职业教育已经成为培养产业技能人才的重要途径。美团、网易、作业帮、猿辅导等头部企业纷纷跨界切入职业教育。去年美团大学旗下 1000 余门课程正式上线，成为疫情期间首批被纳入人社部新业态在线培训的职业教育平台。今年年初，作业帮旗下「不凡课堂」APP 正式上线，开设了实用英语、教师、财会、公考等主流职教品类。3 月，网易有道对外宣称成立「有道成人教育事业部」，并将有道精品课的成人学段课程及服务整合到主攻在线职业教育的「网易云课堂」，打造面向终身学习者的深度系统学习平台。

2021 年上半年，教育行业共发生 133 起投融资事件，融资总额约 145 亿元。而其中职业教育投融资事件 28 起，融资额 37.86 亿元，位居前列。社会资本进入职业教育领域是否会产生逐利化的问题？教育部有关负责人明确表态，要避免社会资本进入职业教育后，将其办成摇钱树或者印钞机。

回想 2021 年上半年轰轰烈烈的 K12 教育行业监管，之所以政策频发，究其根本，还在于现阶段校外培训的市场调节机制失灵，行业不自律、不自治。反观职业教育，不论政策的东风，还是资本的东风，要想凭借好风、直上青云，更需守住合规底线、公益属性，莫让职业教育迟来的「黄金时代」提前落幕。